凌虚是我的学兄。当年，他是上海新华艺专的“高材生”，“高材生”并不多，我只记得全校有两位，一位是音乐系的，名叫王邦声，能弹一手悦耳的钢琴，动作也异常熟练；另一位便是国画系名画家汪亚尘、唐云的学生凌虚。他人物、山水花鸟鱼虫兼能，在学校里有“鹤立鸡群”的感觉，十分耀眼。但有趣的是他画鱼的路数全与汪老师异样！

　　虽说他只比我大两岁，但他在艺术事业上的成就，是我无法比拟的。自知智商不如他高，技术钻研比他马虎，艺术上的激情比他淡薄，实际生活的感受比他冷漠，他又如哲人庄周那样能“观鱼之乐为乐”。今日袁成亮先生要我为《凌虚传》写序，由于自已对民族传统理解的浅簿，深以为写序不够格。

　　50年代，凌虚学兄在上海美术界是很活跃的。特别记得有一年《文汇报》上刊登了一大横幅照片，那是凌虚专为赠送苏联元首伏罗希洛夫主席所作的画卷，内容是金鱼，上有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字“幸福的象征”。该卷全长50尺，高2尺，是皇皇巨制，也是代表国家民族文化的贵重礼品。当时我就想：凌虚竟能在大幅中表现一种小动物题材，足见他功力之深。

　　1957年后，凌虚不知什么原因到了苏州，这也无足为奇。当时人事调动很多，我想无非工作需要罢了。果然他又在苏州桃花坞年画的范围里面做出特殊的成绩来，他创作“姑苏城外寒山寺”入选第二届全国美展。还记得我在60年代初期就曾在《美术》月刊上看到他有关桃花坞木刻年画论文和作品，一个惯于作大写意的人居然能创作出如此精细的木版年画，这也很难得。恐怕他在苏州的工作是很繁忙的。此后，我俩都退休了。他住在大王家巷的一幢居民楼的5楼，仍不大待在家里。记得1987年5、6月间，我曾两次访问老学兄；1988年5月，又一次访问，共三次都吃了闭门羹。他也很周到，房门外备好一支铅笔，一叠白纸。凡来访客人，可以留言，不使人怅然而别。

　　这也算是一件憾事。当年我在上海书画出版社负责工作，那是上海书画社才改名为上海书画出版社的时候，也是出版系统领导企图把书画社做好做大的时候。因为有一个绝对占优势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老大哥的存在，书画出版社只好在书法方面的出版多下点功夫，美术画册只是可怜巴巴的编一些。负责画册出版的老编辑林野看中了凌虚积40年写生的金鱼画稿，为他编了一本《金鱼百图集》，这是关于金鱼品种画稿的大汇总，实属书无前例，还由此引出了朱峰的《百松图》和钱行健的《百鸟图》。可笑这三种书的包装设计丝毫看不出系列的架势。那还是“文革”后不久，单位内强调“为工农兵服务”，具体表现是降低成本，不使书价太高，印制稍有豪华，就遭非议。《金鱼百图集》外表的确比较寒酸，但内容是精彩的，凌虚每次提到都表示满意。

　　对于我这一学弟，他总是奖掖后进的。2001年底，上海新华艺专的校友们在卢湾区“汪亚尘纪念馆”举办过一次小型画展。凌虚看了之后，对我一幅画指出今后应遵循的地方。受了他的教诲，我曾在2004年画了另一幅题材的画。鉴于对吴待秋老先生字与画的崇敬，我几处打听有关他的资料，上海的朋友们说：“最好找凌虚帮忙。”后来他为此费了一番周折，终于给我解决了，其热情可嘉。

　　曾读到他的两篇论文——《蒲华的启示》《吴镇的人品画品—兼议笔墨问题》，才知道凌虚不仅是一位画家，而且精通画理。他评蒲作英的画“如水闸顿启，汹涌直泻……笔下流淌的是醉态，其实是真情……如若矫揉造作，故作姿态，便无足观矣。”这使我又认识到凌虚学兄是一位重真情的人。袁成亮先生撰写的这本《凌虚传》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凌虚具有重要意义，可喜事也，乐为序。

　　黎鲁

　　2004年秋于上海

　　（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学会会员，上海美术家协会一、二、三四届理事，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、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。）